昨天是雨水,我在湿漉漉的空气中跑了3公里,公园里的两棵梅花树都开了。我今年的跑步计划之一就是不错过24节气中的任何一个,农历鼠年小寒开始算,一年后争取不靠顺口溜也能把24个节气按顺序背下来。我现在都能按顺序背四个了:小寒、大寒、立春、雨水。
雨水前一天下午,我戒烟了。跟经济危机无关,不差钱;也不是健康原因,那些远望的危害对我不构成威胁。我有10年以上烟龄,平均每天一包。其间试图戒过几次,皆有因无果。这次决定戒烟缘起冉云飞最近的一篇博客《抽烟的形式主义风采》,“喜欢诸种未曾体验过的生活”的动机竟然让一天三包烟的冉匪说戒就戒了,这很有趣。
看来,戒烟的动机也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经济状况或者害怕健康受损而戒烟,这就是形而下;如果像冉云飞那样想体验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欲实现自我驯服而戒烟,这就是形而上。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最终都需要意志力做保证。没有哪一种动机让戒烟更轻松,只能说两者中必有一种动机会让你更加坚定地执行你的戒烟计划。
此时,我已戒烟48小时,除了睡觉,烟瘾时刻都在发作。两个小时前,我做出了向尼古丁假投降的决定——去便利店买一支如烟。这玩意儿,怎么说呢,有一种卖孩子买猴的感觉——就是玩儿。
微空啤酒馆历经4年和风细雨,辗转多家BSP,今天终于启动独立域名http://wkpub.net
您要没有东北方向的票就别联系了,您要想把卧铺票卖上商务舱的价就别见了。硬座免谈,预收定金免谈(能直接送上车并拿到车长签字的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出门就打飞的还不在乎折扣的是不会征你的票的,当然我也没做碰上原价转让的梦。您要真是一雷锋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的风格跟CCTV主持人似的一张口2008就温暖无比。外表可靠,内心沉稳,身心都不像票贩子的一般票贩子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腼腆那就更靠谱了。我喜欢交易时废话少的票贩子,一手钱一手货像在火车站售票窗口买的一样。说得够具体了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农民工身份进城的,在上海打工六七年,每年这时候就没在正经渠道买到过票,蹉跎中练就一身与票贩子打交道的买票技能,今年春节回家也没带多少钱,实话实说,我应该定性为一名无低保/无劳保/无医保的三无伪民工。性格Bu zheteng,人品挺低俗,不算省油,但天生胆小,扒火车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属于对铁道部对交通部有益无害的一类。
有意者豆邮,非诚勿扰。有移动POS机的优先考虑(现金留着回东北拉动内需)。
成都学者龚明德在其博客上说:《人死了,才能说“身后”》。大意是记者通过电视播报现场新闻时,大多都会说到“我身后······”、“大家看我身后······”之内的语言。龚明德认为,在汉语中,“身后”一词只有“死后”或者“人死后”的释义,他还用汉语字典证明了自己的说法。如果记者一定要引领观众看其“身后”的情形,龚明德建议不妨用“背后”这个词。看完这篇博客后,我就一直关注记者们在电视上的表现。果然,功夫熊猫不负有心插柳之人言可畏,今天CCAV驻印度记者在播报孟买某大酒店恢复营业的新闻时就这样表述:我“身后”就是著名的泰姬马哈酒店。按龚明德老师的意思,这句话应该翻译成:我死后,泰姬马哈酒店又恢复营业了。我的立场是,不管记者们如何看待“身后”与“背后”的区别,我日后一定会在正确的语境中使用这两个词。例如,当我给外地朋友介绍陆家嘴时,我会这样说:“我‘背后’就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缩影”或者“我不能确定,在我‘身后’,还有多少人会相信那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缩影。”我对汉语充满敬畏之情。
前几天去浦东机场2号楼接机,在国内到达处,我看见有俩老外在一个箱子里各自摸了一只打火机出来,他们测试了几下打火装置马上安静地消失在机场的人群中。稍顷,一群国内乘客过来了,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那个装打火机的箱子,跟老外不同的是,同胞们的第一反应是大呼小叫地把好消息分享给随行的好友和陌生人,然后,那个箱子被围观了;然后,他们一人摸了一把揣在兜里。这就是我的同胞——坐得起飞机,买不起打火机。
黑龙江电视台建台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上,赵本山的弟子再次奉献搞笑桥段。《乡村爱情》中的谢广坤推着一辆贴着宝马标志的自行车上台,车把上还挂满了气球。当另一名演员问谢广坤气球是咋回事儿时,谢广坤的回答当时就把我雷倒了:气囊呗。是啊,谁家宝马不配气囊啊!东北的二人转演员总能在演出中推出出乎意料的搞笑段子,同样歌颂改革开放,与二人转演员相比,那些相声表演艺术家们实在太没生活了。也同样是东北人,为什么黄宏、潘长江、巩汉林越来越招人腻歪,因为他们现在是体制的,不是座儿的。
今天跟哈尔滨通电话,一个我认为最不可能离婚的朋友宣告离婚,他们曾携手走过8年。
因为上海马拉松组办方需要参与者提供健康证明,我一大早赶到离家特别近的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做体检。这家医院的住院部、门急诊、体检中心在一个街区内分别独立,我不了解情况,结果三个部门都走了一遍。到了体检中心,我懒得再跟服务台啰嗦,看了糊在墙上的导医说明后直奔三楼。人不多,全是要考驾照的。我跟一名遛弯的医生说明情况,他指示我去308。308的门敞开着,一名50多岁的男性医生正在接待两名老年人士,他抽空瞄了我一眼问我什么事,我说我要办健康证明。于是发生以下对话。
我:你好,我想办一个健康证明。
医:你办健康证明做什么用?务工、考驾照还是暂住证?个人还是团体?
我:我要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需要正规医院提供健康证明。
医:这个证明我们不能给你出,你要是跑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所以我要体检,不是让你们写个单子。
医:不行,你出了毛病谁负责,你去仁济看看吧。
我:(此时我的火气已经上来了)你们是二级医院,难道连个健康证明都做不了吗?
医:你出了毛病谁负责?
我:你是对自己负责还是对医院负责还是对我负责?
医:埋头不语。
我:你们给考驾照的出健康证明,要是他们日后因健康问题驾车肇事你们负责吗?
医:让你去仁济,我们这做不了。
我:你们这儿是医院还是无证诊所?
医:请你不要再胡闹了,这个证明不能给你做。
我:你是医生吗?
医:我们还要工作,你去别的医院吧。
我:如果是团体你们就给办了吧?你们嫌钱少?
医:团体也不办这种证明。
我:(继续跟他纠缠)不就是量个血压、听听内脏吗?你们就给我办了吧。
医:已经说了,不行。
我:你们这二级医院也真够二的。
医:什么?(估计他不懂二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妥协了。明天去仁济,上海三甲大医院。从体检中心出来,我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再次涌动。国家正在推行的医疗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社区医院要分担基础患者给大医院带来的压力,同时也方便了患者就近就诊。而这家医院却把一个仅需量量血压、听听内脏的我以负不起责的理由推给了三甲医院,这不是给国家宝贵而紧张的医疗为生资源添乱吗?难怪几次医改都以失败告终,执行不力啊!
5.12大地震后,我选择了由江湖人称老六的同学发起的“《读库》灾后建屋行动”来实现我的社会责任。最近,在老六的博客“见招拆招”上我见到了该行动的样本。该行动的另外一个重要参与者——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先生负责房子的设计、选址、施工等工作。关于谢英俊,我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请看这里。
老六当初还说过这样几句话:
如果条件允许,该行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筹款金额没有上限,建屋时间没有下限。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不比捐款多少,不比声势强弱,我们来比耐心和长性。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不好大喜功,能盖两间是两间,能盖一间是一间;不轻言放弃,能做一年是一年,能做两年是两年。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当许多人撤出的时候,我们进去;当一些事被淡忘的时候,我们记得。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如果灾难再次发生,群众可以聚拢进我们建的民居、学校来避难,而不至最先垮掉、乃至唯一垮掉的,总是学校。
我想说的是,在敝国,像老六这样的人比一个宣称已经夺取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政府更值得信任。尽管我跟老六素昧平生。

棉竹示范屋已近完工,棉竹市已开始动员学习与推广,预计在沿山乡镇盖五万户。
两个固执的人在一起争论,最后妥协的那个人不是因为说不过对方,而是觉得对方已经无可救药了。
西方人对上帝发誓,中国人信仰缺失,给人承诺的时候一般对父母发誓。也有把一个物件赋予神性对这个物件发誓的,比如在东北农村,人们爱对灯发誓。西方人发誓后的承诺中一般不涉及自己的命运走向,没有假设关系,仅仅对要做的事情发誓而已。中国人则把这个承诺的可靠性绑在自己的身上,经常把自己或父母的命运走向设置在一个假设关系中。如我对父母发誓,如果怎么样,我或者父母就遭天打五雷轰、出门就被车撞死等等。不能兑现誓言的结局相当糟糕。对父母发誓看似比对上帝发誓更实在,却凸显了西方人对生命的敬重以及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当一个拿自己或者父母的性命做为发誓筹码的人站在你面前,此情此景的确令人心动,但这种誓言的背后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谎言吗?从科学发展观来看,就算你违背了一万次誓言,类似雷劈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也是微乎其微,最终真正倒霉的是那个被承诺的人。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凡是以自己或者父母做筹码的誓言,其真实性都可以认为是零,因为一个人如果连生命都不珍惜,那他就不会珍惜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