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看到两篇网文,陈丹青的《开幕式后话中国文化》和王晓峰的《30首歌》。
陈先生的《开》文让我想到了这几年中国民族音乐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演出情形。做为保留或者压轴节目,我们的民族乐团一般都会在什么金色大厅、皇家歌剧院之类的地方用民族器乐演奏拉德斯基等曲目,让现场的蓝眼黄毛们听得不亦乐呼。关于开幕式,陈先生说,“其实这次中国符号的奏效全靠西方概念,是一场极其西式的演出······至于大量高科技更是准西方产品:LED,整个灯光系统和照明美学,都是最摩登的西方夜总会和演唱会手段······是西方概念和西方元素使中国符号得以奏效。”我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就是:开幕式的文化元素是中国的,但表现手法是西方的。而中国民族乐团在西方的演出则正好相反——文化元素是西方的,但表现手法是中国的。是中国概念和中国元素使西方符号得以奏效。二者堪称殊途同归。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我们还是太看重西方尤其是现代精神和物质文明都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在文化上的认同和评价了。说这是自卑可能严重了一点,但我们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心态上的虚弱。就像一个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的业余选手,对自己能否跑完全程严重缺乏信心。学者们说,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贵在坚守和传承。我们坚守、传承了几千年,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公认的文明古国(不只四大)。可现在,建立在本民族辉煌文化坐标上的文化自信却少得可怜。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用一个已经泛滥成灾的短句来表述,就是“价值观的输出”遇到“不可抗力”的侵害。近年来,我们在海外到处设立孔子学院,少林寺的和尚们环球表演武术,宋祖英、谭晶、汤灿之流以国家级歌唱家的身份频频赴欧疯唱茉莉花······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中国文化的举动看上去的确很美,可实际上,中国(大陆)护照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海关仍然饱受质疑和刁难。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的相互认同和尊重从来都是以民间为重、民间先行,像现在这种由GOV出面或者以GOV为背景的文化交流方式,确切地说是文化输出方式只能让人觉得是一种强迫兼顾满足对方猎奇的需要。当然,如果现代中国是彼时的盛唐,我们就算派出再多的唐玄奘都不为过,那是一种施舍、一种恩泽、一种普度的气概和胸怀。
总之,拿自己的文化向西方献媚是当下中国最丑陋的文化表征。
下面这个话题比较轻松,关于王晓峰的《30首歌》。首先是李谷一的《乡恋》,王说,看我博客的人95%没听过我这首歌,我是另外的5%。当年,《乡恋》是收音机时代听众点播率最高的歌曲。我童年的音乐生活完全来自收音机,我能记起来的歌曲还有《泉水叮咚》、《角落之歌》、《雁南飞》等等。那时,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郑绪岚、朱明瑛、成方圆在歌坛的地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后和一姐,彭丽媛顶多算得上冉冉升起。
程琳当年也成功迈入天后级行列,王选的《信天游》当然有代表性,但《熊猫咪咪》和《酒干倘卖无》才是奠定程琳地位的重要作品。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酒干倘卖无》的背后原来还有个龙的传人侯德健。
《让世界充满爱》入选在我看来最没争议。86年的百名歌星中除了当惊世界殊的崔健,我最喜欢的是常宽和王迪。我还记得常宽在随后不久的又一个演唱会上抱着一把异形吉他唱《野性的疾风》,王迪则抱着落地麦克风唱《我的志愿》。“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玩具一手拿着糖果,我长大后要做总统”,怎么样,有印象吧,其实这首歌是李寿全的。在我十二三岁的年纪,他们的形象真是帅呆了。我还要说,蔡国庆也是86版百名歌星中的一员,那时他可真嫩。也是86年或者87年,作为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还是小红花艺术团的演员,蔡国庆随团赴北大荒慰问演出《马兰花》,那时,蔡国庆因参加世界和平年演唱会已名噪大江南北,他穿的黄色和平衫曾是我苦苦追求的时尚。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蔡国庆竟然沦落到只会唱同一首歌的地步了。
李春波的《小芳》能火成那样,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误会。在此纠正一下《小芳》开始流行的年份,王说是1994,但我清楚记得1993年下半年我刚开始大学生活时,军训教官就已经对女生们开唱“谢谢你,给我的爱”了。2008,李春波推出单曲《等俺有钱了》,有几段歌词是这样滴:那一年,俺哥对俺讲,等俺有钱了,就买拖拉机,买就买两台,一台拉猪,一台拉你;那一年,俺嫂子对俺讲,当俺有钱了,就买洗衣机,买就买两台,一台你洗澡,一台洗军大衣;那一年,俺妹子对俺讲,等俺有钱了,就去拍电视剧,拍就拍两集,一集芙蓉她姐姐,一集神经侠侣······
王晓峰在博客上还着重提了一下《囚歌》,但这首歌或者说这张专辑并未入选所谓的“改革开放30年30首歌”的候选名单。做为一代人的音乐记忆,忽略了这首歌就等于忽略了一代人的迷惘、忽略了一代人的喧哗与骚动。
刀郎,嗯,他绝对有资格入选“30首歌”。刀郎的价值在于初听时觉得也没什么,数年后再听他的歌却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除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有那首《德令哈一夜》。不用太多,仅这两首,孙楠、刘欢之流在刀郎面前就不值一提。当年认为刀郎属于昙花型歌手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时间证明了刀郎的价值。
最后,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会选择《那就是我》和《草原之夜》。一个深沉委婉,一个静谧安详。“如果有一支竹笛向你吹响,那就是我······”;“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美好得一塌糊涂!
小区里有个西瓜摊,是我每天的必经之地,摊主是位中年妇女,跟我一样操外地口音。因为方便,整个夏天我都买她的西瓜,从两块钱一斤到五块钱一个。有时能看见她的儿子跟她一起守摊,男孩十五六岁的样子,瘦高,头发呲呲着,没顾客的时候爱摆弄手机,有一次我还看见他拿了一台DC给他妈跟西瓜摊拍合影。偶尔有一个男人开着微型面包车来送西瓜,从默契程度上判断,他们应该是夫妻。两口子也没什么话说,卸完西瓜,男的开车就走。
跟自由市场的所有摊贩一样,她的电子秤从来不是规矩地放在一个硬质的水平面上,我说买十块钱的西瓜,最后也基本都是在十四五块钱成交,几乎没有正好的时候。当然,论口感,上海的西瓜无论如何都不能跟我们东北的比。在有多种水果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吃西瓜就是为了应季。我是个差不多就行的人,对细节不敏感。
在她那儿也买过几次难以入口的西瓜,但我从未有过换个卖主的想法。有时候也想跟她说明情况,让她这次给我挑个好的。可每次都有其他买主在,看她不停地向买主承诺,我实在不忍心影响她的生意。尽管我跟她并未因这一个夏天的买卖关系而建立某种感情,况且我也明白她在衡器以及销售方式上玩弄的小把戏,但是,如果让我拎着从距她百米远的另外一个西瓜摊买来的西瓜在她眼前经过,我会感到尴尬。对她而言,也可能是一种不轻不重的伤害。
第一次参加正式的长跑活动。报名之前的半个月,我已经开始了每天3000米的慢跑。报名后,我对自己能否跑完全程并没有信心,不过凭经验我觉得如果连跑带走,两小时内完成10公里应该没问题。为了配合这次活动,我将跑动距离由原来的每天3000米调整到每天4至5000米,直到开赛前一天,我的目标仍然是不考虑成绩,坚持用跑步的姿势拿下10000米。
比赛当天,我早上5点起床,造了半拉面包、两片烟熏火腿、一盒光明小房子、一个煮鸡蛋,很久没吃过这么早、这么丰盛的早餐了。因为过于兴奋,这一宿我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凌晨1点半,看完C6的《盗火线》仍然精神焕发。阿尔帕西诺和德尼罗在影片结尾处上演疯狂追逐,他们一人拎一把枪从酒店跑到机场,一个为了尽职,一个为了逃命。我突然从中意识到,跑步能力应当是人生中需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关键时刻,就看你能不能跑。
打车到世纪公园已是6点半。大批着红色T恤的参赛者从各条路口汇集而至,场面蔚为壮观。现场还碰上了去年在拉萨认识的一个MM,我发现NIKE发的红色T恤穿在MM身上真是炫目,遂合影留念。本来打算一起开跑,但所有人都是红色,一不留神,彼此就消失在滚滚红尘中,再也找不着了。
7点45分,我被人流推至起点,跑出第一步时的感觉真是无以言表。此时,天空飘着小到中雨,人群如红色潮水般涌向公路。有的人似乎就是为了走完全程而来,他们从起点就开始徒步,胳膊上缠着播放器,不断调整着耳塞的深度,悠然自得。我用自己熟悉的呼吸和节奏不紧不慢地随波逐流,每一步都在超越别人,也被后面的人超越。在一个小小的坡顶向前望去,人流在公路上起伏成一条巨大的红色飘带,商业活动此时演变成行为艺术,所有的参与者立即成为这件作品的作者,不管你对艺术是否敏感或者身上是否带有艺术细胞,一定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奥尔罕·帕慕克的读者也许还会想到一本书的名字,是的,就是那本《我的名字叫红》。
5公里处,赛道由公路进入世纪公园。看了看表,用时35分钟,比我平时的速度略快,但身体仍然处于兴奋状态,这让我对自己跑到终点充满信心。公园里的路明显变窄,超越必须选择S型路线。方砖铺成的路面比公路明显少了些弹性,我试着让自己颠儿起来以减轻膝盖的压力。7公里处的供水点没水了、8公里处的音箱里放着节奏强劲的音乐、9公里处的赛跑宝贝们用舞蹈为你加油,一个个里程标志被我甩在身后。一个奇妙的感觉是,越接近终点越希望赛程更长一些。不是因为还有体力,而是觉得游戏结束得太快。如果途中再多几次加速或者勾搭勾搭身边的MM该有多好。在生命的结尾处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从不相信那种声称我不后悔、我没有遗憾的表态,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不是清醒,而是无奈 。
最终用时1小时9分5秒,排除在两个计时点耽搁的时间外(至少5分钟),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快,应该能跑进50分钟以内。看了活动官方网站上的一些数据,上海15000名参与者的平均用时为1小时14分42秒,在已公布成绩的全球17座城市里(共25座城市)排名第一,倒数。韩国首尔和日本富士山都在上海之前。令人惊讶的是,台北竟然以46分15秒的平均成绩暂列首位。对比我们拿到的52枚奥运金牌,反差不是一般地大。我们实施的奥运争光战略其实是以牺牲或者轻视民间体育发展为代价的。
我的下一个跑步目标是在2——3年内完成一个公开的全程马拉松。就目前的身体状态而言,再练3个月到半年拿下半程马拉松应该没问题。毫无疑问,跑步让我愉快。
一大早打车去长乐路的“野火户外”捐了些书,那是一个“微笑图书馆”的代收点。我到了,“野火”还未燃烧。我在门口抽烟等,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走过来跟我搭讪,她大概是冲着我堆放在门口的那几包书来的。看起来老太太跟“野火”好像挺熟,她示意我“野火”的服务员跟她同住在附近一个弄堂里,她可以帮我去叫,我看她老人家那么大的年纪就没忍心。没一会儿,“野火”的人来了,是个短发小姑娘。我跟她说明来意,随后她帮我一起把书搬进“野火”。此时,我接了个手机,没想到“野火”的那个小姑娘对我的手机铃声很感兴趣,我便用蓝牙传给了她。做登记的时候,小姑娘跟我说,由于“微笑图书馆”的人不经常过来再加上他们的仓库空间有限,一部分捐赠的图书就被他们当废品卖了,不过卖完的费用他们仍然会捐给慈善机构。她这一说让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拾荒老太太。我赶紧声明,我的书你们可别这么处理,都是八成以上新的好书,可别当废纸卖了,我打车还花30块钱呢。小姑娘让我放心,就凭传给她的那首歌她也会让这些书物尽其用。
出“野火”向陕西路方向走不到50米,又跟那个拾荒老太太碰了个对头。我一下多了个心眼,我感觉这个老太太可能也是“野火”的客户。我放弃前行,决定在“野火”对面验证一下我的感觉。果然,老太太,推开了“野火”的门,跟里面的人说着什么。此时,我真担心在我眼前出现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场面。还好,老太太没能如愿,那个短发小姑娘似乎也履行了她的诺言。人心不古啊!
有出手也得有进项,遂徒步去了淮海路地铁的季风书园。本来想找一本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但我发现,凡是我计划中的书几乎总是躲在书店最隐蔽的角落,永远都找不到。不过,逛书店跟逛商场不一样,跨进书店的门槛,就不能空手而归。耗了半个小时,选了三本书。美国人霍尔德与克兰顿合著的《临终精神关怀手册》和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两本书都是10块钱以内、不超过100页的小册子,在我看来属于哲学入门或者启蒙读物。还有一本是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这是卢梭去世前两年写的作品,一共是十次散步,最后一次,步散了,字没写完。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作家生命中最后的文字,没别的,真实、真诚!
然后去了徐家汇,我要在那附近领取明天(31号)“NIKE赛跑全人类·10KM挑战赛”的跑步装备。80块的报名费据说全部用于慈善,同时,参与者还将获得NIKE跑步T恤一件、背包一个。秩序册上还说,凡是在两小时内跑完全程的还有此次活动的纪念T恤、演唱会门票、某健身中心月卡相赠。到底是商业巨头,宣传自己的同时,不仅树立了公益形象还还利于消费者。至少比我们那些与民争利的政府部门干得好。明天早上,我就将完成人生第一个10000米。
另外,就拿到手的跑步T恤和背包来看,质量、款式、面料都没得说,不像某些做活动的商家用残次品和库底子忽悠人。再另外,到家以后,我发现包装袋里竟然有三个包,自己留一个,另外两个送人。对,别想了,就是你。该包为红色,绳式双肩,适合去健身的时候装点零零碎碎,挺酷。
附书单以回忆:
王朔文集四卷+看上去很美;张爱玲文集四卷+同学少年都不贱;苏青文集上下;池莉文集上下;赛金花;陈圆圆;王昭君;武则天;北京法源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麦田守望者;老舍二马+旅行;挪威的森林;一只绣花鞋;长恨歌;围城;尘埃落定;穆斯林的葬礼;黑镜头1、2;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上下;源氏物语;红瘦;轮椅上的梦;上海宝贝;糖;前世今生;希腊神话故事+罗马神话故事;我叫新凤霞;我和爹爹赵丹;千年一叹+文化苦旅+行者无疆;全脑革命;简单生活;中国文人俏皮话。
老刁是我小学、初中、高中同学,大学又凑巧在哈尔滨同一所学校,他学唱歌,我学写字。老刁的姑姑还是我小学的班主任,教语文。当年竟拿我写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念。老刁身上具有俺们东北人特有的幽默感,有人发掘他,赵本山都没他有才,每次酒局,只要有老刁,我必喝多。
前一阵我写了一篇博客《无常》,老刁看后想法多多,遂有以下精彩言论。老刁这个人儿不写博客算是白瞎了。现在我宣布:老刁是我偶像!必须的!
老顾的文章写的很黄很暴力,什么小狗被轧、摔胳膊断腿,对兴凯二队的描述过于夸张,有一点作为哥们我更不敢苟同。关于二队劳动人民搞破鞋的问题,我认为纯是炒作,提高点击率。今年暑假我去了一趟友谊县九分场86连,虽没去过兴凯二队但我感觉人文、自然环境相仿。建设新农村,政府给每户拿出6000元作为建房基金、农民在住上外墙贴瓷砖扣红房盖的砖房后,家家都稍有盈余。86连虽弹丸之地,歌厅开有三家(带地颤的)有陪跳舞的小姐,不正规按摩房好几家,小姐挺多(长象一般,很实用,活好)烧烤店几家每晚顾客暴满,麻将馆更是香烟缭绕。老百姓根本没人搞破鞋,遮遮掩掩,有想法直接去歌厅或按摩房解决鸡本上的问题,有搞破鞋的也是连队干部,怕传出去作风有问题,提不了干。老顾对兴凯二队的描述自认为很写实,我认为他有瞧不起农民的嫌疑,他始终认为二队的老百姓兜里没钱,玩不出啥新花样,他低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潜力,我深信再过十年二队会有很大的变化,人民富裕,各种娱乐场所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到时老汪在二队的精神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在金边,几乎所有的“突突”车司机都会向游客推荐一个叫“万人坑”的地方。这个“万人坑”就是《战火屠城》里面柬埔寨医生潘迪在他的逃亡之路上遭遇的那个恐怖之地。金边的司机一般会索要5个美金,实际上,当你砍到3个美金的时候,基本就会成交。
电影把柬埔寨的历史闪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彼时的金边在我们的正式媒体上鲜有报道。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不了解49年后的一系列运动一样,关于柬埔寨的那场杀人风暴同样不被向我这样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所知晓。当然,不了解不代表不存在。当我看完《战火屠城》,我被影片中那些以信仰的名义疯狂杀戮的镜头深度震撼。一开始我还怀疑这部1984年上演的英国电影是否夸张演绎了那段历史,但后来不断汇集而来的信息告诉我,影片的背景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已经相当克制。7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听说过红色高棉和乔森潘,却不知道其背后还隐藏着如此沉重的人道灾难。都说人不能没有信仰,但我觉得信仰有时正是邪恶编织的谎言。
《战火屠城》公映后,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好评,拿奖无数。柬籍华裔演员吴汉在片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他饰演的柬埔寨医生潘迪的角色生动、质朴,毫无造作的痕迹。我无法用演技的好坏来评价吴汉,只是觉得他让人感动、让人心生崇敬,甚至觉得片中的潘迪就是现实中的吴汉,或者说现实中的吴汉就是片中的潘迪。在后来看到的资料中证实了我的推断,吴汉本身就是一名医生,他曾亲身见证了那段历史。
当然《战火屠城》不是纪录片,它讲述的是在那段历史下发生的一个关于男人之间的友情故事。纽约时报记者辛尼在潘迪的帮助下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成功在美国发表,而当潘迪需要保护的时候,辛尼和他的记者朋友们却束手无策。辛尼因其出色的战地报道回国后得到了普利策奖,在致获奖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一半功劳记在了潘迪身上。而此时,潘迪正在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下开始他的生死逃亡。辛尼并没有忘记他的柬埔寨朋友,他时刻准备重返柬埔寨寻找医生潘迪。影片的结局自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重逢被安排在泰柬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潘迪并没有意识到辛尼的到来,当刚刚逃出升天的潘迪看到辛尼时,关于人性的所有词汇都被那一个拥抱所代替,没有中国式的牵强附会,更没有好莱坞式的刻意拔高。做为男人,我渴望拥有像潘迪和辛尼之间这样的友谊。共同经历过生死、见证过灾难,本以为此去即永别却依然执着地寻找对方的下落,直至再相见。
2005年底,我在柬埔寨逗留了两个星期。做为中转站,金边消磨了我5天的时间。在金边,贫困与高消费并存。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只喝一种名为“仙女”的瓶装水,很多广告牌上都标有中柬两国文字,每天早上可以买到四种中文报纸,打国际长途只需6毛钱一分钟,两个人吃一顿特色牛汤火锅要20美金,爬虾的身材超过20公分,为数不多的超级市场里能买到宝洁公司的各类产品,大市场里的每个服装摊位上都卖一种印有“丁丁在柬埔寨”图案的英文T恤,沿洞里萨河的小旅馆标间售价超过50美金,金碧辉煌的王宫围墙外安插着若干小型贫民窟,乞讨者大多四肢残缺,电影院里放映类似西游记的柬埔寨神话电影,5星级金边大酒店的服务小姐堪比上海波特曼,国家博物馆露天展出各类石头,万谷湖畔的落日绝美,西哈默尼刚刚取代西哈努克成为新国王,坐船去吴哥仅需8个小时······
20多年过去了,金边的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战乱留下的痕迹。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那座城市背面隐藏着的巨大的伤痛。
地铁导航标志
有点虚——幻。
昨天,南京路步行街置地广场门前。一个卖简易玩具的流动小贩与一个开电瓶车的女城管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对峙。
小贩对着开电瓶车的女城管大喊:XX党还让不让人活了,你今天要敢把我的东西拿走我就跟你们拼了,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家住哪儿,你来拿吧,一帮杂碎!
女城管坐在电瓶车上一言未发,随后开走。小贩亦及时撤离现场。
其实双方都心存畏惧。
昨天上午跑了3家很行,浦东发展很行、中国招商很行和中信实业很行,人都不多。
最先去的是江宁路的浦东发展很行,这条路上还分布着深圳发展很行、中国工商很行以及中国农业很行。浦发的内部空间不算大,但座椅相对很多。由于是还款,进去之后也没跟谁多啰嗦,直奔角落里的柜员机进行自助操作。过程很顺利,没出现退钞现象。使用柜员机我最怕的就是钞票不被机器识别,尤其是当同一批钞票连续被吐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种犯罪感。另外,柜员机本来是为了提高用户和银行的效率,一旦退钞,又不得不重新拿号排队,很让人无奈。
下一个目标是位于延安西路南京西路的中信信用卡服务部,到那儿拿一个乐扣的盒子。乐扣现在成了上海各家银行的招牌礼品,有的填张申请单就给,也不管能不能核下来;有的刷一下就给,也不管你刷了多少钱。我估计上海的持卡人可能人人手里都有N个乐扣。我手里的卡属于第二种情况,LP办的,只刷了37块8。她决定如果该行没有后续活动的话,就让这张卡作废。她钱包里还有N张类似的卡,比如前一段时间某银行卡推出的“10元看大片”活动,她毫不犹豫地申请了一张并信誓旦旦地说我只用它看大片。上海人的精明从信用卡的使用行为上可以得到充分证明。LP的同事为了攒积分,小到在别人买单的饭局上刷自己的卡,大到替朋友支付买房买车的首付。我还知道的一个实战案例是,某某的积分很快就到能换一大件的额度,为了这天早点到来,她竟然找到一个快要结婚的朋友用卡替他们付清了全部婚宴费用。当然,前提是朋友得靠得住。
接下来是静安寺附近北京路上的中国招商很行。由于要办一个“柜面通”业务,也就是在招行直接还中信的那个37块8,我便主动找店面经理(不知这个游离于柜台之外的银行职位该如何称呼,暂且这么叫吧。)咨询。经理是个小姑娘,得知来意之后,她先是为我拿了一张单子,在我填单子的时候她又替我在排队机上拿了一个号码,我填好单子,小喇叭正好叫到我。真人性化啊!来到窗口,一名男职员看了单子上信息后,温柔地告诉我,“柜面通”不能办理尾数是“角”的存款,你可以重新填一张或者直接去中信很行办理,马路对面就有一家中信。真的,他当时的语气让我实在不忍心继续在这里纠缠下去。我少有地说了声谢谢并按下了窗口那台专门为用户设置的评价器上的“满意”键。顺便说一下,这家招行的每一台柜员机都是全封闭的,很有安全感。
过马路到中信,这是三家银行中最气派的一家。没什么人,保安和店面经理都盯着我手里的乐扣,眼神相当诡异。在短暂的还款过程中,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女人可以为了一个乐扣可以忽略从申请到等待到拿卡到刷卡到兑换到还款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那些时间和交通上的成本难道不值一个塑料盒子?也许就是这样一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造就了这个社会的虚假繁荣。
总的来说,在人不多的情况下,以上三家银行的设施和服务都还不错。尤其在中信,像我这种只有37块8的业务没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我不由得想起两个月前在邮政某网点办理汇款的遭遇,我发誓,在钱的问题上,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没机会再跟我打交到。对这种服务意识超烂的金融机构,宽容就等于纵容。